1946年，毛岸英乘坐飞机离开冰天雪地的莫斯科，飞向他魂牵梦萦的祖国。身在延安的毛主席听到久别18年的儿子即将回来，他心情十分激动。

当飞机快要降落时，还在患病的毛主席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。飞机降落后，毛主席第一个迎上去，看到个头比自己还高的儿子时，毛主席高兴地说：“你都长这么高了。”

毛主席和毛岸英

毛岸英刚到的那几天，毛主席让他和自己一起吃饭，两人一边吃一边聊天。为了让毛岸英能更好地适应生活，毛主席决定让他去乡下体验生活。

在毛岸英快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问父亲：“爸爸，你认识一个叫赤英的人吗？”毛主席一听这个名字，表情瞬间凝重起来。

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位名叫“赤英”的人又是谁呢？

毛岸英、毛岸青辗转来到苏联

1930年10月，杨开慧牺牲后，毛岸英三兄弟来到上海避难。没过多久，毛岸龙就因病去世（也有人说是失踪），毛岸英和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，过了几年十分艰苦的生活。

当时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，所以一直没有让他们进学校读书，直到1936年才有一个契机。

董健吾

1935年1月，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，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和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陕北。因为正值冬季，大雪纷飞，前方的道路也被鹅毛般的大雪给封住了，董健吾只好乘坐张学良的飞机抵达延安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董健吾和张学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1936年上半年，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，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前往陕北苏区，他们一行人再次来到西安。董健吾的任务完成后本想立即返回上海，没想到却拒绝不了张学良好客的热情，于是便在西安多待了几日。

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，就设宴为他践行。席间，张学良问董健吾：“不知道董兄有没有什么要求？”董健吾回答道：“只要能停止内战，国共一致抗日，我就足矣！”

张学良听了董健吾的话连连点头称是，董健吾见他如此有诚意，便说：“我家里有三个小学生，其中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，还有一个是我的儿子。如果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，以后为国家效力，那就太好了！”张学良笑着答应下来。

张学良

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，一天早上他突然接到张学良老部下李杜的电话，原来张学良已经到上海了。而张学良此次是来南京开会的，会后他来到上海，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。

李杜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，组织抗日活动，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，召集流落在远东附近的旧部，然后回东北继续抗日。而张学良来访共有2个目的：一是想方设法帮助李杜尽快出国；二是请他将三个孩子都带去苏联。

董健吾知道张学良的目的后不敢擅自做主，于是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进行汇报，并请示应该怎么办。组织经过讨论后决定派刘仲华和董健吾一起去见张学良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一家法国咖啡馆，没过多久张学良和李杜就走了进来。张学良向董健吾等人介绍说：“来来来，大家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李杜将军，是吉林抗日自卫军的司令。”

四人坐下后，张学良说：

“董先生，很抱歉，我这次来上海的行踪是保密的，因此不方便邀请你们光临寒舍。最近李杜将军要去苏联一趟，说是去考察，实则是将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，然后带回国内。我想借着这个机会，让李杜将军将你的三个孩子带到去练去，你们看这样办是否妥当？”

董健吾和刘仲华非常同意张学良的安排，张学良接着说：“至于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，全由我来负责。”随后他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递给董健吾。

董健吾回家后，立即为孩子们做好出国准备，不仅为毛岸英等人添置了三个崭新的小皮箱，还给他们买了很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。当时虽然是夏天，但董健吾还是给他们每人都买了一件灰色的小棉袄。

不久后，董健吾将毛岸英、毛岸青以及自己的孩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家中。李杜让副官叫毛岸英等人怎样吃西餐，以及在国外如何生活等等。上海地下党经过研究后，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，主要负责照顾3个孩子。

1936年7月初，李杜化名王元芳，通过各种关系办妥出国手续，然后带着三个儿子登上法国的邮轮，并于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。李杜等人到达马赛后，就在一家公寓住了下来。

当李杜派人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时候，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。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早已被日本情报人员得知，日本也向苏联提出了抗议。

当时国际形势是格外紧张的，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，因此拒绝了李杜的签证。李杜等人只好在巴黎滞留几个月，毛岸英等人则抓紧时间学习外文。

后来还是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《救国时报》编辑部，请他们想办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，说：“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巴黎了，还请苏联政府尽快颁发签证。”

就这样，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签证办了下来，但非常可惜的是董寿祺和李杜等人是不允许进入苏联的。此时国内爆发“西安事变”，李杜无奈只好返回上海。

1936，毛岸英兄弟来到莫斯科，随即进入西郊的第二国际儿童院。当时毛岸英14岁，毛岸青13岁。

毛岸英和毛岸青

发现赤英的信

国际儿童院会教授孩子们许多知识，但按照儿童院的规定，学生们只能讲俄语。尽管儿童院也开设了外语课，但官方指定的却是德语，并没有中文。

身在延安的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担心，他向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派驻机构发出指示：“孩子们的教育必须纠正过来，要全面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！”

在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，组织上开始物色可靠且能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。选来选去，最终选定了儿童院的教导主任——阿列耶夫。阿列耶夫其实是一位中国人，他的中文名字叫郑一俊。

郑一俊是河南南阳人，其家族国学深厚。郑一俊15岁的时候就能熟读《二十四史》，还能背诵《史记》里的多篇文章。

周恩来夫妇和毛岸英兄弟俩

1920年，郑一俊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一员，他和邓小平一样大，是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。在法国里昂学习之后，郑一俊又来到莫斯科继续深造，后来在莫斯科的儿童院工作，担任教导主任。

国学深厚的郑一俊对我国传统文化十分了解，他心里也很清楚，记载魏蜀吴三国正史的《三国志》为何没有《三国演义》影响大，因为正史缺乏吸引人的故事。而故事对于人的吸引，尤其是对儿童少年的吸引是让人无法抗拒的。

有了这一想法，郑一俊对毛岸英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有了思路。郑一俊需要做的就是将熟读的《史记》都化成一个个有意思的小故事，然后讲给毛岸英听。

事实证明这个办法确实很成功，毛岸英被这些精彩的故事给吸引住，他还经常黏着郑一俊讲故事。

郑一俊有一次讲完“卧薪尝胆”的故事后，毛岸英就不停地缠着郑一俊：“老师，勾践怎么会这样？”郑一俊便耐心地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再次展开，然后给毛岸英详细讲述。

毛岸英

长久以往，毛岸英将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中国历史熟读于心。同时毛岸英也在郑一俊的教导下，一点点打下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。

在学业方面，毛岸英也有着不俗的表现。儿童院第二外语是德语，因此毛岸英不仅掌握十分流利的俄语，他的德语也是很不错的。

由于马克思是德国人，再加上毛岸英对德国也充满好奇，因此当毛岸英知道自己有位同窗是德国人后，他便经常月对方在图书馆探讨德国的问题。

毛岸英会问德国的同学：“德国的工业很发达，那么共产党该怎样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呢？”

因为毛岸英懂中国国情，也了解苏联的情况，因此对德国这种截然不同国情下所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格外关注，他想积累多种政治见识。

除此之外毛岸英还会利用业余时间，借阅大量出版的德国经济图书，彻夜苦读。

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，毛岸英在苏联学习了很多知识，也从当初那个懵懂小孩变成一个小大人。

1945年6月的某天，毛岸英来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，正准备办理回国的相关手续。当毛岸英和工作人员交谈的时候，他发现桌子上有一封写给共产国际的信。

毛岸英十分好奇，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，估计写信的人并不知情，于是他便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：“这封信是谁写的？”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正为这封信发愁呢，因为共产国际解散了，这封信寄不过去，所以就辗转来到我们这里。”

毛岸英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突然说：

“由于这封信是寄给共产国际的，再加上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，我们担心写信的人有什么要紧事，便打开看了看。这封信是一位叫赤英的人写来的，她要找自己的中国父亲，刚好你也是中国人，你看看认识她吗？”

毛岸英听完便将这封信拿了起来，信是用俄文书写的，内容和工作人员说得一致，是一位叫赤英的人在寻找自己的中国父亲。但非常可惜的是赤英没有在信中说明自己的父亲叫什么，这令毛岸英也是十分为难。

不过毛岸英在信中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，那就是赤英也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过。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就会知道，在苏联学习生活的中国孩子大致分为三种：

第一、是中共领导人的后代，比如说毛岸英、毛岸青、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等等；

第二、是烈士的后代，比如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、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等；

第三、是在苏联出生的革命后代，比如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、沈志远的儿子沈林如等等。

既然赤英也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过，那就代表着她的身份肯定不简单，肯定是革命的后代。于是毛岸英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不是快回国了吗？到时候我回去打听一下。”

就这样，毛岸英坐在回国的飞机上，还在想那位名叫赤英，寻找中国父亲的女孩。

毛主席听到“赤英”这一名字，面色顿时凝重

1946年，毛岸英乘坐飞机回到阔别许久的祖国。身处延安的毛主席得知儿子快要回国的时候，心情格外激动，他抱病前往延安机场，亲自迎接儿子。

飞机降落后，毛主席第一个迎上去，从飞机上第一个下来的就是毛岸英。看到身穿苏军绿呢大衣、个子比自己还高的毛岸英，毛主席露出高兴的笑容，并说：“你都长这么高了啊！”

俗话说得好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操劳过度，刚回延安就病倒了，这也导致他几乎不能正常工作，医生不管怎么医治也治不好。

自从毛岸英回国后，毛主席的随行医生又对他进行了全方面的体检。后来经过专家会诊，得出结论：由于平时操劳过度，负担太大，精神过于紧张所导致。

最终在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再加上阔别18年的长子毛岸英回到身边，这都令毛主席精神上格外愉悦，他的病也很快痊愈。

毛岸英和父亲相聚几天后，毛主席就让他搬到中央机关宿舍去住，而且规定他不能吃小灶，只能和战士们吃大灶。当时延安有特灶、小灶、中灶和大灶之分，特灶一般是中央政治局以及领导人吃的；小灶是高中级干部吃的；中灶则是普通干部吃的；大灶就是战士们吃的。

有一天毛主席突然问毛岸英：“你在食堂都吃什么灶？”毛岸英回答道：“中灶。”毛主席听了十分生气，责备道：“你应该和战士们一起吃大灶！”

毛岸英的肠胃有毛病，大灶的饭菜对他来说是有些不适合的，但毛岸英听了父亲的话后很是愧疚，他没有多说，改吃大灶。而当时延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，尤其是高干子女，都是可以吃中灶的，因此毛岸英吃中灶并不特殊。

毛主席知道毛岸英从没有从事过艰苦的农业劳动，为了让他了解农民，得到锻炼，毛主席对毛岸英说：“岸英，你是在苏联长大的，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堂，那就是农业大学，你再上一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吧！”

毛岸英欣然接受，在他临走前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于是便问父亲：“爸爸，你认识一位叫赤英的人吗？”

毛主席听后表情瞬间凝重起来，他问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赤英？”毛岸英说：“我在苏联看到一封赤英写的信，她要找自己的中国父亲。她说自己在国际儿童院生活过，我便猜想她的身份不简单。”

毛主席点点头说：“你猜得不错，赤英就是朱老总的女儿朱敏，这是朱敏去苏联生活前，朱老总给她起的化名。她被送到苏联学习，可惜失联了，朱老总一直在找她，但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这次终于有消息了，朱老总可算能放心了！”

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朱敏去苏联后为何会和朱老总失联呢？

10年后，“赤英”终于见到父亲

1941年1月30日，朱敏前往苏联学习。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便于分班，朱德将14岁半的朱敏少报了两岁。

抵达莫斯科后，朱敏使用父亲特意为她取得化名“赤英”，一来为了防止暴露身份；二来“赤”和“英”都是红色的意思，红色英雄，这也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希望。

朱德和朱敏

刚到儿童院，朱敏在体检过程中被查出有哮喘，于是她被送到苏联白俄罗斯境内的疗养院治疗。朱敏刚到疗养院，就碰上了德国对苏联发动的闪击战，疗养院也被对方给占领了。

朱敏和其他小伙伴被送到集中营，进去之前，所有人都需要换掉身上的衣服，交出所携带的物品。朱敏在看见德国兵拿走父亲送给自己的钢笔后，冒险将一枚列宁徽章含进嘴里，躲过了检查。

那个时候，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都十分热爱十月革命，对列宁也是格外崇拜的，因此这个徽章对朱敏来说就是精神支柱。

在集中营生活的日子里，朱敏和其他小伙伴吃的都是发霉的黑面包。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不被暴露，朱敏开始保持沉默，而长期的沉默也导致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，直到回国后说话还是有些吃力的。

朱敏和伙伴们在集中营

在集中营里，朱敏不幸患上颈部淋巴结核，由于得不到医治，淋巴结核很快溃疡，脓血糊满了衣领。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，于是便代他到集中营的医务室进行治疗。

然而在德国医生严重，朱敏等人和小鸡、小猫没有什么区别，因此在没有消毒和麻醉的情况下，硬生生将朱敏脖颈处的脓血给挤了出来。这一举动也导致朱敏脖子处的溃疡面积更大了，不久后她的脖子上留有一道3厘米长的疤痕，这也成为她“永久的几年”。

战争进行到1944年，苏联红军势如破竹，疯狂向德军进攻。德军节节败退，他们需要更多的枪炮弹药来支撑下去，集中营的工厂也变成了军需工厂。

朱敏和其他小伙伴听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，但他们在工厂里找不到水。朱敏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，那就是往子弹盒里吐口水。尽管有时候大家会因为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来，但他们还会咧着开裂的嘴开怀大笑。

1月30日清晨，朱敏和伙伴们发现集中营的所有大门都敞开着，他们意识到德国人跑了，苦难结束了。朱敏和伙伴们快速向东边的苏联方向跑，好几个月里，他们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。

某天傍晚，朱敏和小伙伴们因一颗炮弹失散，朱敏被一个苏联男人发现了，不久后她被送到了苏联难民的收容站。

在收容站里，出于自保的本能，朱敏仍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世。针对苏联红军的询问，朱敏的回答只有一个：“我叫赤英，父亲是中国的老中医，送我来苏联疗养。”

直到几个月后，收容站里一位新政委的出现结束了朱敏孤苦漂流的生活。新政委一直很关心这个中国女孩，但非常可惜的是几次盘问都没能得到真实答案。

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新政委频频找朱敏聊天，告诉她战争的情况、苏联的情况以及中国的情况。经过政委的开导和解释，这才消除朱敏的戒备，她告诉新政委：“我的父亲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，我是他的女儿朱敏。”

政委听后惊讶地说：“天啊，有如此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敌人发现，还能活着从集中营走出，这简直是个奇迹！”

与此同时，当毛岸英将自己看到“赤英”信件的事情告诉毛主席后，毛主席当即找到朱德，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给他。朱德听到女儿的消息后十分高兴，他拜托毛岸英用俄文写一封信给苏方，请求他们帮忙找女儿。

就这样，朱敏和苏联方面接上线，斯大林也下达一则命令：“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！”

1946年1月30日，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，顺利抵达莫斯科火车站。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女儿的消息后，很快寄来一封信。朱敏收到离别4年后爹爹的来信，她哭了，她伤心的哭了。

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朱敏没有选择回国，而是继续留在苏联完成中学的课程。直到1950年，上大学的朱敏趁着暑假回国探望朱德，而这次距她上次见到父亲，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。

朱敏在探亲的时候也见到了毛岸英，她此时才知道，自己能够找到父亲，能够和父亲团聚，都是因为毛岸英在无意间见到的那封信，因此她对毛岸英非常感激。

1950年11月25日，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，当这一噩耗传来，朱敏十分难过……